- 李尊然;
全面梳理和分析自古代特别是近代以来有关非法征收问题的国际法实践可以发现,王(皇)权和国家利益至上背景下的征收绝对合法理念和做法已经让位于近代社会重视公民财产权、对国家征收权和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均衡保护。依照利益平衡原则以及公共目的、正当法律程序、非歧视、给予补偿"四要件"标准区分合法征收与非法征收,并对二者适用不同的补偿标准,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为国际投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国际投资协定的目的所要求,也符合我国国家利益。该规则是国家责任法的细化和发展。
2021年03期 v.5 19-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7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1905 ] - 李光辉;
英国凭借其海洋实力和海洋战略思想,在20世纪初"海洋立国"的浪潮中抢占了先机。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英国不断完善海洋法律体系、深化国内海洋管理实践。从重视提升海洋科技以促进海洋可再生能源研发;到科学制定海洋空间规划,注重沿海伙伴关系建设;再到构建综合管理体制,统筹海洋资源保护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英国通过制度创新,倡导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海洋秩序",为推行"全球英国"的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重视整体战略规划制定以及着眼全球的英国特色海洋治理理念与实践,为中国从建设海洋综合管理体制、制定海洋空间长远规划等方面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海洋法律体系,实现中国海洋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2021年03期 v.5 40-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4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9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776 ] - 田雨酥;
波斯纳效率至上的财富最大化理论能够为法律制度的正义性提供客观可计算的度量方法,是法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理论突破,它为正当程序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可计量化的标准。但是,该理论"社会一致同意"的适用前提无法实现且部分事项违反了人们的正义观,因此长期受到法学界、伦理学界的批评。通过探索国际商事仲裁正当程序的内涵、其制度的经济属性、内部竞争机制和国际仲裁自治法律秩序的表现形式,能够发现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具有避免上述道德伦理指责所针对事项的天然优势,对财富最大化理论有天然兼容和治愈性,因此财富最大化理论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具有更高的可适用性,并具有通过进一步实践以促进仲裁程序实现更高效率的研究价值。
2021年03期 v.5 62-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5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626 ] - 林萌;
国际私法视域内的动态法律冲突本质上是地域性法律冲突,其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上表现得较为典型。由于产生动态法律冲突的条件容易成就,同时伴随人员跨境流动性的提高,动态法律冲突更为普遍和频繁,为了更好维护相关主体在时间方面的正当期待并适当限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有必要讨论如何有效解决动态法律冲突。对此,有关国家的立法或司法主要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恒定论、变迁论和最密切联系等原则或方法,但各有其利弊。目前我国相关立法不甚明确,但可以考虑对上述原则或方法进行优化组合;鉴于实践中法院倾向于采取整体变迁原则,该原则兼具中立性和便利性等优点,建议我国立法予以采纳,但同时应明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优先地位;在司法实践中,则通过法院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和保护善意第三人原则予以补充或矫正。
2021年03期 v.5 76-9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4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7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2475 ] - 鄢雨虹;
国家在追求网络安全和反垄断等公共政策目标时可能要求软件所有人转让或提供其源代码或算法,这与将源代码和算法作为商业秘密保护的普遍做法产生了冲突,并可能限制市场准入和妨碍自由贸易。鉴于以WTO体系为代表的传统经贸规则难以有效约束上述措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开始设置专门的源代码规则,明确禁止缔约方要求软件所有人转让或允许获取其源代码甚至算法。不过,尽管源代码规则允许一定的例外情形,但仍会对国家规制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可能不利影响缔约方规制软件相关服务贸易和算法、实施开源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中国可将安全可控和开放创新并重作为基本规制立场,原则上不要求软件所有人转让和提供源代码,同时注意在国际经贸谈判中保留相应的规制空间,并重点协调与美欧的规制立场分歧。
2021年03期 v.5 97-1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01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29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1521 ] - 范晓宇;
《华盛顿公约》和《纽约公约》为投资仲裁裁决提供了强大的执行保障机制,但二者均未解决仲裁裁决的国家财产执行豁免问题。豁免对投资仲裁裁决的顺利执行构成严峻挑战,已被视为裁决执行的"致命弱点"。不成体系的豁免制度使裁决在各国的执行具有不一致性与不可预测性,政治因素和外交压力的干扰使得情况更加复杂。执行豁免弃权例外与商业资产例外在实践中均被严苛适用。除投资者采取相应措施防范执行豁免阻碍外,问题的有效解决可从法律性解决和市场性救济两方面入手。在《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尚未生效的情况下,倡导建立体现平衡理念的豁免示范法将为统一各国规则和实践提供指引。此外,裁决后和解、裁决转让、发挥世界银行促进作用等市场性救济途径不失为可取的补充性方案。
2021年03期 v.5 118-1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7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1674 ] - 李璐玮;
2019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外商投资合同范围作了扩大性解释,采取了尽可能认定合同有效性原则,并对《外商投资法》施行之前的合同适用"从新兼有效"原则。但该司法解释并未完全替代旧的司法解释,在新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同时适用可能产生的重叠等问题。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全面确立给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带来不确定性,尚有待司法实践检验。建议进一步明确投资合同违反负面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效力,废止与该司法解释相互重叠或冲突的法律法规;结合以往司法实践明确外资安全审查管理制度下的外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实现外资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有效平衡,更好地处理管理外资与法治保障外资之间的关系。
2021年03期 v.5 141-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1K] [阅读次数：0 ] |[引用频次：3 ] |[网刊下载次数：0 ] |[下载次数：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