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创办日期： 2017年 主管部门： 教育部 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投稿邮箱：whuilr@whu.edu.cn; whuilr@163.com
国际法史研究应摒弃以今量古，避免以近现代“主权独立”“国家平等”标准衡量全部历史时段中的国家间交往法则。研究视野需突破“国际法即International Law”的局限，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前的古代国际法纳入研究视野，以还原其完整发展脉络。研究尺度上，应确立历史观念，不以特殊时空的法律文明特质去定义广域时空的一般属性，而需根据考察尺度灵活判定特定时空中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中文“国际法”概念适用极广时空，具有显著的历史一般性，有必要对其重新定义。构建国际法学界与法律史学界认可的概念共识是开展国际法史研究的前提，在时代任务驱动下，该共识有望达成，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习惯国际法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的理论争议：其形成与发展究竟根植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法教义学范式”，还是源于更广泛的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互动的“社科法学范式”。为系统辨析这一争议，可以从三重相互关联的理论维度展开深入探究：实证主义与自然主义之争论，揭示出欧洲实证主义如何制度化为主导范式及其面临的挑战；形式主义与互动主义之张力，展现出静态的形式规则如何在国际社会多元行为体互动之间发生动态演进；还原主义与整体主义之差异，包含解构习惯国际法构成要素的还原视角与理解习惯国际法功能作用的整体视角。通过三重维度审视，现代习惯国际法的演进趋势，正体现为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互动、从静态形式向动态实践、从教义封闭向社科开放的转向。我国有必要倡导构建更具包容性与代表性的习惯国际法理论体系，从而为构建中国国际法自主话语体系提供有益的理论镜鉴。
现代领土法理论中存在着一些未经反思的神话，包括有关现代领土法来源和发展的“起源神话”。主流理论以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为起点，但往往忽视了1899年英国与委内瑞拉边界仲裁案，而对后一案的探究有助于对领土法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反思。该案中，英美两国的法律斗争对这场争端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国在门罗主义下提出的领土观念，以及英国试图塑造的有效控制观念，形成了1899年英国与委内瑞拉仲裁案的基础。该仲裁案虽然最终未给出任何法律意见，却在西方国际法学者的运用和诠释下深刻影响了现代社会对诸多领土法律概念和规则的认识，如有效控制、历史性权利、无主地等。这一段历史揭示了领土法律规则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为我们批判地认识和运用国际法提供了重要参考，启示我们需要走出特定的话语霸权，利用多元的历史资源创新自身国际法话语和实践。
在国际法演进形成的进程中，万民法的语义与其所标榜的普遍适用性精神呈现出背离趋势，其内涵经历了关键性嬗变：在罗马帝国时期被异化为统治工具，后经萨拉曼卡学派和格劳秀斯等改造为欧洲公法的理论基石，至殖民主义时代则蜕变为“文明等级论”的正当性依据。国际法普遍性重构的学理探讨不应停留于对万民法遗产的简单否定这一层面，而应当秉持辩证的扬弃立场——既要承继其跨国正义与公平的核心价值理念，又要从根本上消解万民法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内蕴的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特质。现代国际法应当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批判性继承万民法遗产，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真正多元、包容的普遍性规范体系。
《海洋法公约》第五部分适当顾及义务条款，文本的“弱”约束与结构的“强”规范形成辩证性平衡，为中国引领国际海洋法治建设提供了适当的规则接口。包含辩证平衡的适当顾及义务条款协调了沿海国和其他国家等多方主体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多重权利：既允许各方利用文本“弱”约束创制规则，又通过“强”规范结构实现利益平衡。中国作为《海洋法公约》建设性履约方，基于哲学解释学的理论透镜和相关实践之经验借鉴，可通过规范内化、区域共建和解释创新三重路径，以规则演进过程中的在场者，论辩性、合作性和解释性地履行《海洋法公约》义务。此履约实践亦有利于促成中国从规则接受者向制度塑造者转型：既恪守《海洋法公约》框架的结构约束，又通过规范性解释填补文本空隙，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从权力主导向规则共治演进，提升在国际海洋法治中的主体性参与和实际影响力，推动实现国际海洋法治的充分代表性。
海岸相邻或相向沿海国达成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协议前进行谈判是《海洋法公约》第74、83条暗含的一项实体义务。此项义务的不充分履行可能会从实体层面阻却强制程序管辖权的行使。虽然此项义务与第283条规定的交换意见义务在阻却《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关于争端解决的强制程序方面具有相似功能，但二者在制度价值、触发条件及履行标准上存在明显区别。司法实践对谈判义务履行标准的认定呈现形式化趋势，这使得两项义务产生不合理混同。实践中，司法仲裁机构未审慎判断谈判义务的内容与意义便认定两项义务履行重叠，背离了《海洋法公约》设立协议划界方法的目的与宗旨，有扩大管辖权之嫌。
在习惯国际法的识别中，部分南方国家担忧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违背主权平等。全球北方虽肯定习惯国际法识别上的严格性，但其突出特别受影响国家决定性作用的认知立场，难掩其追求特权的本质。事实上，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遵循了习惯国际法的严格识别标准，顾及与防御的理论属性也为习惯国际法的加速形成提供了合理性。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仅适用于对惯例一般性的评估，特别受影响国家群体亦无法单方主导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形成。当前，全球北方实际上可能难以运用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实质影响习惯国际法的形成进程，全球南方应对特别受影响国家理论作出积极认识，重视运用该理论的防御作用，精准遏制全球北方的理论滥用行为，逐步推动该理论发挥实效。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有助于纾解国家在空间碎片治理中义务不明确的困境，有利于实质正义之实现。然而，该原则适用于空间碎片治理面临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内涵不清晰、缺少实施机制等问题。这些问题源于多重因素：国际社会对该原则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外层空间法中条约法更新受阻，难以生成明确规范；各国在外空领域的利益深度交织，进一步固化僵局。对此，应以多边合作为枢轴，循序推进三项举措：首先，可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融入《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确立其在空间碎片治理中的基本原则地位；其次，催化现行软法及配套实践向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硬法转化，以厘清各国在空间碎片减缓与主动移除上的差异化义务；再次，可借鉴气候变化领域的实施机制，设定可量化的治理目标，并构建“空间碎片额度”相关机制。
《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2款“注册性知识产权有效性争端”的专属管辖规则起源于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但同时也是全球化下地域性逐渐减弱的产物。该规则既支持本国法院采取禁诉令、否认管辖协议、拒绝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等手段维护本国的管辖权，同时也要求本国不得管辖外国注册性知识产权有效性争端。《民事诉讼法》第279条第2款在整体管辖体系之中承担着划分管辖“法域”的职责，此外也补足了管辖规则中较冲突法所缺失的“外国知识产权”调整对象。在具体适用中，诉讼对象是否属于“审查授予的知识产权”应依据权利来源国法判断；而合同违约、侵权诉讼中出现的知识产权有效性关联问题是否属于该款所指的“有效性有关的纠纷”，应采用“权利稳定性抗辩”与“权利有效性抗辩”标准进行区分，只有后者才属于专属管辖规则的调整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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