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名称： 《武大国际法评论》 创办日期： 2017年 主管部门： 教育部 主办单位： 武汉大学 刊 期： 双月刊 投稿邮箱：whuilr@whu.edu.cn; whuilr@163.com
国际法效力是指国际法规范所固有的、在其适用的时空范围内就某一或某些事项对有关国际法主体的强制性作用，其表现形式包括国际法授权性规范的保护力和国际法义务性规范的约束力。国际法效力源于国际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主权国家的共同同意，是国际法规范的一种特性，属于应然的范畴。国际法实效作为国际法效力的外化，是指国际法主体的实际行为与国际法规范的符合程度和状态，它受制于国际法主体、国际法规范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国际法主体行为的一种特性，属于实然的范畴。以国际法效力为理由，要求国际社会成员遵守国际法，这是国际法治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只有将国际法效力转化为国际法实效，使那些应当被遵守的国际法规范得到实际遵守，才是国际法治的要求和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际法治就是国际法效力不断转化为国际法实效的过程。
一贯反对者规则是一个以实体规范为载体，又包含众多国际法基本问题的传统命题。关于一贯反对者规则真实存在且确有必要的解释理论，传统上有国家同意论和理性选择论两种观点。前者以习惯国际法基于默示同意而一贯反对者明确反对为解释路径；后者则以“一贯反对”构成理性国家面对习惯国际法时的自利选择为解释路径。随着国际社会的动态发展，国家同意论与理性选择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但二者的理论方法在面对国际法的未来发展上略显不足。对此，在观测到国家间互动式交往的基本模式以及确立行为边界和共同体利益的关系本质时，以契约遵守论对一贯反对者规则进行证成是目前较为符合国际社会价值取向与应然发展的理论选择。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面临规则滞后与硬法供给不足的困境，软法已成为全球治理规则供给的关键载体。鉴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复杂性和风险不确定性，软法发挥着与硬法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补充作用。中国已出台大量人工智能软法，但其向国际法转化仍面临严峻挑战，包括在国际技术标准制定中话语权微弱、人工智能伦理规范与西方存在价值差异以及国内软法与硬法衔接不畅等。为应对这些现实挑战，未来我们应从以下进路寻求突破：第一，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推动中国提案嵌入全球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第二，以发展权优先为锚点，塑造包容性伦理对话平台系统；第三，建立“软法引领、硬法支撑”的国内法衔接机制；第四，构建实证导向的中国人工智能治理国际话语权体系；第五，以“场景验证”与“能力建设”双轮驱动，提升软法的国际适用性。通过上述努力，切实推动人工智能软法之治的中国方案从本土实践升华为国际共识。
1979年《月球协定》之后再无外空条约,但外空法律秩序演进并没有停滞不前。外空活动迅猛发展背景下，国际组织、国家和非国家实体等渐次推动国内立法、软法和其他非正式规范的展开，外空规范由此发展成庞大的复杂体系，内容边界、适用范围和演进路径都超出甚至背离外空条约体系。因此，有必要以自由、和平与公平发展等基本价值解读外空法律秩序的演进特点、整体影响与深层原因，识别和审视此间蕴涵的结构性、根本性变革。为落实中国航天强国发展目标，整体与动态研究方法对于外空法律秩序的守正创新至关重要，亦能为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意识的国际法学理论供给智慧。
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的趋势。2024年，法庭首次就各国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应对海洋环境污染以及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具体义务发表了咨询意见，并将风险预防原则适用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界定、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勤勉义务的履行以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义务等领域，进一步扩大了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与功能外延。此种扩张适用既源于风险预防原则自身的弹性，也受到全球气候危机压力以及法庭司法能动主义倾向的共同推动。虽然在这一过程中，法庭对该原则法律地位的认定、条约解释方法的运用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但法庭自身在解释和发展国际法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其对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在国家义务强化、气候谈判、其他司法机构的实践以及国家责任归责等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外溢效应。
随着国际民用航空市场的不断发展，航空公司的商业模式与劳动关系日趋复杂，进一步加大了在国际法框架下保障劳动标准的难度。实践中已经暴露出一系列法律问题，例如法律适用地的选择、非典型劳动关系的扩张以及工会保护机制的弱化。特别是在飞行员疲劳管理与航空安全职责等关键技术性劳动标准尚不完善的背景下，航空公司在劳资谈判中更易占据主导地位，对民航从业人员的工作条件造成不利影响。研究表明，现行国际航空法和劳工标准在应对社会性与技术性劳工问题方面均存在规范空缺，尤其是在国际劳工标准框架内，短期内难以形成切实有效的解决路径。为在国际法框架内有效提升全球民航劳动保护水平，应推动航空运输协定中劳工条款的有效实施，并在《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中制定强制性的劳工标准和指导性的建议措施。最终，在推动航空市场自由化的过程中，探索缔结国际航空劳工公约的可行路径。
国家财产频繁成为单边经济制裁的实施对象，制裁措施是否违反国家豁免原则存在争议。根据国际法理论、国际规则和国家实践，国家财产应当豁免于单边经济制裁。国家豁免原则的基础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单边经济制裁损害国家行使主权的物质基础，不能因其由行政机关实施而排除国家财产豁免的适用。从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的区别看，管辖豁免是指国家免于在外国法院被诉，而执行豁免的适用范围不限于司法程序。《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其草案评注表明国家财产对非司法强制措施享有豁免，行政机关对外国财产实施制裁属于行使准司法职能，制裁措施应受上述公约规制。司法实践支持国家财产免于行政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多国在外交中主张针对国家财产的单边经济制裁违反国家豁免原则。中国应比照《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外国国家豁免法》第13条作宽泛解释，对外国单边经济制裁进行合理反制，维护国家财产安全。
美式贸易协定中的数字贸易网络安全规制基于风险评估，呈现出合作机制与例外规制并存的双轨模式，《IPEF供应链协定》作为非传统贸易协定首次将网络安全置于供应链安全议题下加以规制，通过合作机制执行强化、安全例外条款扩大适用及推广美国私人网络安全标准强制适用，意图绕开WTO多边规则，构建排华供应链体系，挤压中国数字产品与服务的市场准入空间。我国可采取多维度应对策略，增强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制度话语权与行动引领力。在规则层面，我国应在加入CPTPP进程中，积极构建网络安全信息共享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完善国内法规、激励企业参与、推动标准互认等举措，增强跨境数字贸易互信，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风险，进而约束安全例外条款的滥用，并推动政府参与的私人网络安全标准纳入WTO多边框架。在实践层面，我国可依托“数字丝绸之路”，推广网络安全公私间跨国合作的“华为模式”，进一步提升沿线国家对我国数字产品与技术的信任。
自《外商投资法》实施以来，我国外资法律体系发生重大变革，同时我国深度参与国际投资协定缔结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我国外资法律体系与国际投资协定的交集不断扩大，二者可以通过溢出效应、寒蝉效应和输出效应开展互动，在此过程中既相互促进和融合，又面临规则差异引发的冲突风险。二者的动态平衡已成为推进我国涉外法治建设、实现外资法律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议题。当前，我国外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在一些条款上仍存在差异，我国外资法新规则与国际投资协定传统规则融合存在一些障碍。实现二者动态平衡需从三方面着力：一是通过完善外商投资法律规范群、补充法律解释、加强部门协同与跨领域立法衔接，消解规则差异；二是依托我国产业与技术优势，在新兴领域创新国内规则，并推动国内标准国际化；三是优化国际投资协定缔约策略，将国内法治成果融入双多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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